化疗第一周期结束后的第三天，父亲的化验单出来了。 林知白是在县医院的检验科拿的报告。她站在走廊上，把那张薄薄的纸举到眼前，看了三遍。白细胞2.8，正常值下限是4.0。ALT 186，正常值上限是40。AST 142，正常值上限也是40。 肝功能爆了。 她拿着报告单走回病房。父亲躺在床上，手背上还扎着留置针，脸色比化疗前更白了，嘴唇干裂起皮，眼窝深陷。他看见林知白进来，目光落在她手里的报告单上。 “给我看看。” 林知白把报告单递给他。父亲看了一遍，没有说话，把报告单放在枕头旁边。 “爸，白细胞低了，肝功能也高了。化疗的副作用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“苏小寒说，要调整方案。减量化疗，加保肝药。” 父亲沉默了几秒。 “她怎么说，就怎么做。” 林知白点了点头，走出病房，给苏小寒打电话。 “小寒，化验单出来了。白细胞2.8，ALT186，AST142。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 “化疗的典型副作用。我建议减量，顺铂从75mg降到60mg，吉西他滨从1000mg降到800mg。同时加强保肝，用谷胱甘肽和甘草酸二铵。” “好。我跟知夏商量一下。” “知白，”苏小寒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你师兄那边，你最好先跟他说。他上次就不同意化疗，现在出了副作用，他肯定会说’我早就说了’。” 林知白挂了电话，回到病房。林知夏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那份报告单，表情很沉。 “知夏，苏小寒建议减量化疗，加保肝药。” 林知夏把报告单放下，看着她。 “我建议停化疗。纯中医治疗。” 林知白的心沉了一下。她早就知道会这样。 “知夏，化疗虽然副作用大，但对鳞癌有效。减量后副作用会小一些，效果可能也会打折扣，但还是有机会。” “机会？”林知夏的声音高了一点，“什么机会？多活四个月的机会？师父现在的身体，再化一次可能连四个月都撑不到。” “那你说怎么办？纯中医？纯中医能控制肿瘤吗？” “不能控制，但能让师父活得好。不疼、不吐、不发烧、不拉肚子。他想要的是质量，不是数量。” “你问过他吗？他想要质量还是数量？” “我不用问。我知道。” “你不知道。”林知白的声音也高了，“你三年没回来，你见过他几次？你知道他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？” 林知夏站起来，看着她，眼眶红了。 “我是三年没回来。但我每天都在想他。你呢？你在省中医院一年，回来过几次？” 林知白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 她在省中医院一年，回来过两次。一次是过年，一次是清明。每次待两天就走。父亲送她到车站，站在站台上，看着她上车，车开了还在站台上站着。她以为父亲只是舍不得她。现在她才知道，父亲那时候已经病了。 “我……”她的声音哑了，“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知道他病了。” “你现在知道了。你还想让他受罪？” “不是受罪。是治疗。生病了就要治。” “治不好呢？” “治不好也要治。” “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心里好受？” 林知白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 她不知道自己在争什么。是争治疗方案，还是争一口气。她不想让父亲死。化疗能多活四个月，她就要那四个月。四个月，一百二十天，她能多陪父亲一百二十天。林知夏不懂。他以为”质量”比”数量”重要，但对他来说，父亲只是”师父”。对她来说，父亲是”爸”。 “你们别吵了。” 父亲的声音从病床方向传来，不高不低，但两个人同时安静了。 林知白转过头，看见父亲半靠在床头上，手里拿着那份报告单，正在看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无奈，只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是旁观者在看别人的化验单。 “爸……”林知白走过去。 “你的方案，减量化疗，加保肝药。”父亲说，“知夏的方案，停化疗，纯中医。” “对。” “你们俩都说服不了对方，对不对？” 林知白和林知夏对视了一眼，都没说话。 父亲把报告单放下，看着天花板。 “我自己决定。” 林知白的心跳漏了一拍。 “用知白的方案。”父亲说，“减量化疗，加保肝药。再做一次。” “师父！”林知夏急了。 “听我说完。”父亲抬起手，制止了他，“做一次。就一次。如果下次化验白细胞还低、肝功能还高，就停化疗。纯中医。” 林知夏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看着父亲的眼神，把话咽了回去。 “好。”他说，“一次。” 林知白站在床边，看着父亲。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嘴唇干裂，眼窝深陷，但她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——不是求生的欲望，是某种更深的、更沉的东西。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，不是为了活得更久，是为了让她和林知夏不再吵。 “爸，”林知白的声音很轻，“你不必这样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父亲说，“但我想这样。” 那天晚上，林知白没有回仁和堂。她睡在病房的陪护椅上，椅子很窄，翻个身就会掉下去，但她不在乎。她睁着眼睛看着输液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白天和林知夏的争吵。 她不是不知道化疗的副作用。她比林知夏更清楚。她在省中医院肿瘤科轮转过三个月，见过化疗病人上吐下泻、口腔溃疡、手脚麻木、白细胞掉到零点几。她知道父亲会受罪。但她还是想让他做。 为什么？ 因为她怕。 她怕父亲死了，她还没来得及孝顺他。她怕父亲死了，仁和堂就散了。她怕父亲死了，她就真的一个人了。 她翻了个身，椅子咯吱一声响。 “知白。”父亲的声音从病床上传来，很轻，但很清晰。 “爸？你没睡？” “睡不着。” 林知白坐起来，走到床边，在床沿上坐下来。 “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？” 父亲沉默了几秒。 “不是自私。是不舍得。” 林知白的眼泪又涌了上来。 “你不舍得我，我也不舍得你。所以我想让你多活几个月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父亲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，“但知白，多活几个月，和多活几年，不一样。几个月，对你来说够吗？” 林知白摇了摇头。 “不够。” “那几年呢？” “也不够。” “所以啊，”父亲的声音很轻，“多活几个月，和现在比，差别不大。但受的罪，差别很大。” 林知白趴在床边，把脸埋在父亲的手心里，无声地哭了很久。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手指轻轻梳着她的头发，一下一下，像小时候她发烧时他做的那样。 “爸，”她抬起头，脸上全是泪，“那你不治了？” “治。但不是为了活得更久。是为了活得更好。” “怎么算’更好’？” “不疼。能吃下饭。能下床走走。能和你说话。能去院子里看看银杏树。” 林知白擦掉眼泪，点了点头。 她明白了。父亲要的不是”多活几个月”，是”多活几天好日子”。几天。不是几个月。他对自己能活多久，比谁都清楚。 第二天一早，苏小寒从省城赶来了。 她进病房的时候，手里拎着一大袋药——谷胱甘肽、甘草酸二铵、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。她把药放在床头柜上，看了看父亲的脸色，又看了看输液瓶上的标签。 “林叔，化疗的副作用是正常的。白细胞低了打升白针，肝功能高了用保肝药。您不用太担心。” 父亲看着她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 “你是知白的同学？” “对。大学同学。同一间宿舍住了五年。” “那你应该知道她大学的时候什么样。” 苏小寒笑了。 “知道。她那时候特别讨厌中医。说中药是安慰剂，针灸是心理暗示，祖训是封建糟粕。” 父亲看了林知白一眼。 “现在呢？”他问苏小寒。 “现在？”苏小寒又笑了，“现在是仁和堂的第七代传人。” 父亲也笑了。笑得很淡，但林知白看到了。她很久没见父亲笑了。 “小寒，”父亲说，“谢谢你。” “谢什么？” “谢谢你帮知白。” 苏小寒摇了摇头。 “不用谢。她大学的时候帮我写过论文，我帮她查点文献，扯平了。” 父亲看着苏小寒，目光里有一种林知白很少见到的东西——欣赏。 “你是个好医生。”他说。 苏小寒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 “林叔，您也是。” 下午，林知夏去县医院食堂买了粥和小菜，端到病房。父亲喝了半碗粥，吃了两口青菜，就吃不下了。他放下碗，靠在床头上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很重。 林知白坐在床边，看着他，心里一阵一阵地疼。 “知夏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你去把王雪的联系方式给我。我要请她来。” 林知夏看着她。 “你不是已经找了苏小寒吗？” “苏小寒是神经内科，不是呼吸科。王雪是呼吸科医生，专攻肺癌。我需要她。” 林知夏点了点头，掏出手机，把王雪的号码发给她。 林知白拨了王雪的电话。 “雪姐，是我。知白。” “知白？你爸怎么样？” “化疗第一周期结束了。白细胞低了，肝功能也高了。减量了，加了保肝药。我想请你来看看。” 王雪沉默了几秒。 “好。我这周调班。周六去镇上。” “谢谢雪姐。” “不用谢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” 林知白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的天空。灰蒙蒙的，没有云，也没有太阳，像一块洗旧了的白布。 她想起父亲笔记本里写的那句话——“我想在死之前，看到银杏树发芽。” 银杏树已经发芽了。嫩绿的，一小片一小片，在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像是不小心洒上去的颜料。 她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让风吹进来。风很凉，带着春天的泥土味。 “爸，”她转过身，“银杏树发芽了。” 父亲睁开眼睛，看着她。 “真的？” “真的。回去就能看到。” 父亲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但林知白注意到，他的眼睛里有光。 不是希望的光，是某种更安静的光——像冬天的雪地反射月光，不刺眼，但亮。 她走回床边，坐下来，握着父亲的手。 “爸，我们回家。不住院了。回家治。” 父亲看着她。 “你确定？” “确定。在哪儿治都是治。在家里，你能看到银杏树。” 父亲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。 “好。回家。” 林知白站起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毛巾、牙刷、保温杯、拖鞋、枕头——她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装进袋子里，动作很快，像是在赶时间。她知道自己在赶什么——赶在父亲还能走之前，带他回家。 林知夏帮着收拾，苏小寒去办出院手续。三个人各忙各的，没有人说话，但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默契，像是一支临时组队的球队，虽然没练过，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。 办完手续，林知夏扶着父亲走出病房。父亲走得很慢，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。走廊很长，从病房到电梯口不到五十米，他们走了将近十分钟。 电梯来了，门开了，里面站着一个人——王院长，父亲的老朋友。 “鹤年？”王院长看着父亲，又看了看林知白，“这就出院了？” “回家了。”父亲说。 王院长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伸出手，拍了拍父亲的肩膀。 “回去好好养着。有什么事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 父亲点了点头，走进电梯。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林知白看见王院长站在走廊上，目送他们。他的眼眶红了。 车子开动后，父亲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。林知白坐在他旁边，握着他的手。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，油菜花开了，金黄色的，铺了一地。 “知白，”父亲忽然开口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回家吗？” “因为你想看银杏树？” “不全是。”父亲睁开眼睛，看着她，“因为我不想让你在医院里看着我死。” 林知白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 “爸……” “在医院里死，太冷。我想在家里死。在床上，在院子里，在银杏树下。你妈也是在仁和堂死的。我要和她一样。” 林知白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握着父亲的手，用力握着。 车子拐进镇子，青石板路颠簸了一下，父亲的身体跟着晃了晃。林知白扶住他，他睁开眼睛，看了了看窗外。 “到了？”他问。 “到了。” 车停在仁和堂门口。林知夏扶父亲下车，林知白去开门。推开院门的那一刻，银杏树的嫩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无数只小手在向他们招手。 父亲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棵树，看了很久。 “发芽了。”他说。 “嗯。” “比去年早。” “嗯。” 父亲迈过门槛，走进院子，站在银杏树下，仰头看着那些嫩芽。阳光从枝丫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他脸上，落在他肩上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 林知白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。 她想，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，该多好。 但时间不会停。 所以她只能抓紧每一秒。 “爸，”她说，“进去吧。外面风大。” 父亲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诊室，在诊桌前坐下来。 他翻开那本《仁和堂祖训》，翻到第十七条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合上，抬起头看着林知白。 “知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病，你来管。” 林知白深吸了一口气。 “好。